西游记

    吴承恩(1501-1582)，汉族。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82岁。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不过都是他死后的事了。他一生创作丰富，但是由于家贫，又没有子女，作品多散失。据记载有志怪小说集《禹鼎记》已失传。目前只遗留后人辑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般公认他是中国的《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目前在学术界保持着争议(旧时传说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处机)。    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编辑本段]西游悬念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清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    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要归因于胡适、鲁迅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主要有：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