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由姚春敏编著。《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简介：无庙不成村，庙宇是清代华北乡村常见的公共建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华北乡村庙宇的研究，多集中于庙宇建筑和与庙宇相关的民间信仰，成就斐然。然仅此尚未充分揭示乡村庙宇在乡村社会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及乡村庙宇与左右乡村社会运行之社会组织的关系。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书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历史素材，对山西泽州乡村庙宇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山西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包括形成原因、认定标准、发展源流、主神选择、功能特色等)、山西泽州乡村依托“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社”(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泽州乡村庙宇可分村外庙宇和村内庙宇。其中，村外庙宇又分远离村落的庙宇及两村乃至数村之间的村际庙宇；而村内庙宇是透视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也是本书考察研究的重点。村内庙宇中，社庙规模最大、祀神最全，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乡民春祈秋报的中心，也是清代泽州乡村社会最重要的自治组织——“社”所依托的载体。“社”，最早的记载源于唐宋。金元之后，“社”从宗教组织开始向地方自治组织过渡。从碑刻可知，清嘉庆、道光之后，泽州95％的乡村，都以“社”作为地方自治组织形式。“社”利用官府的行政命令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官府也试图将“社”改造成为它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社”成为乡村庙宇的实际掌控者。僧侣渐从庙宇掌管者变为“社”的雇工，清末几乎完全离开了乡村庙宇，这一趋势使得乡村庙宇的宗教性日益降低，依托乡村庙宇的“社”，实际控制着泽州基层社会的运行。此“社”与彼“社”的界限——社界，一般由河流、山脉、道路、树木、庙宇等区分。泽州碑刻特别是嘉庆、道光之后的碑刻，非常强调社界，这主要是因为泽州多山。富含煤、铁、森林资源，明确社界就是明确了“社”的资源范围。“社”，不是一些学者误认的临时组织，而是泽州乡村中具有持续数百年严格社首轮换制度的常设组织。社首基本上由社众选举产生，身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属下层士绅。“社”，对村落实行全方位管理：处理民事纠纷、组织巡田、惩戒偷盗者、管理公产等日常事务，还主持祈雨、修庙等全村性信仰活动。“社”日常运行所需费用——社费，按“社”内人丁与地产多寡征收。“社”与“社”之间的交往，主要借迎神与祈雨。前者每年至少举办两次，后者不定时，三五年至十余年不等。迎神祈雨仪式本身即集中体现了“社”对聚落的管理，跨村际的仪式又同时能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社”在社际交往中的权力斗争。清末民初后，随着新政的实施以及拆庙兴学运动的兴起，“社”失去了载体和生长的土壤，逐渐退出了泽州基层社会的舞台。清代泽州还有另外一种乡村社会组织“会”。“会”，依托社庙以外的其他庙宇，与“社”相比，“会”的组成基于自愿，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地缘组织，有时也是业缘和血缘组织。一些“会”作为“社”的分支，从属于“社”；一些“会”跨越村界甚至县界、府界，势力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