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四川边缘作家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今人一般以为是首先向西方敞开大门的上海、北京来奠定的，以这样的角度反观四川，那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内陆腹地”，或者说就是现代化方向上的边缘之地，而立足于这一边缘又无法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的四川作家，当然也就属于“边缘之边缘”了。在一个坚守上海、北京为现代文化中心的评价体系当中，边缘的区域自然就是进步缓慢、发展落后的所在，而边缘中的人们也对国家民族的总体贡献非常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忽略。但是，正如“西方中心观”在世界文化史上都不得不面临重要的挑战一样，认定少数先进城市从西方输入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在中国又只能是由中心向着边缘推演，这种观点也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种以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观在西方的影响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不同的区域实际出发，考察不同区域自身的现代化的形态，这是“多元现代性”的新思路。如果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发展演变果真是多元化的，那么问题可能就颠倒了过来：恰恰是长期“不入法眼”的边缘和地方蕴藏着历史变化的更多的秘密。这当然与通常所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对立，而是说我们长期局限于寻找外来文化印迹的思维在很大的程度上遮蔽了对无数的地方经验和边缘体验的发掘。我们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选择四川现代的边缘性作家当然尤其具有意义。我们知道，作为传统意义的内陆腹地，四川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的作家本身就被划分为两极：尽力顺应现代化指向而冲出巴蜀盆地、扬名文坛的如郭沫若、巴金等，不那么因时而动而更愿意固守乡土的如李劫人。前者很快赢得了大范围的声誉，成为了主流文学史的讲述对象。不过，人们习惯于讲述的还是他们与其他区域人们的“共同经验”。这样一来，巴金的《家》也就不再是成都公馆的独特故事，而是中国“封建家庭”的共同的影像，这是中国读者的普遍感受，也是巴金本人的自觉追求；郭沫若的精神气质原本颇具地方特质，但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是努力将《女神》、历史剧与古代社会研究联通到时代宏大主题之中，例如“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中国思想的巨大变动等等。同理，因为对于乡土的固守，李劫人的历史趣味和地方色彩迟迟得不到主流文学史的留意，或者说在整体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中，人们长期找不到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来掂量李劫人的独到品味。当然，随着文学史观念的逐渐更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如今，李劫人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除开李劫人不论，照样还有许多的四川现代作家因为“边缘”而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在这里，我将未能在主流文学史中占据某一叙述小节甚至连名字都难以寻觅的作家视作“边缘”。下面这个名单可能都属于这个范畴，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对许多读者而言都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