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管理学（第五版）(新编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绪论档案管理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是研究档案管理工作基本原理、原则、技术和方法的学科，是档案学中先建立、历史长、发展成熟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档案管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学科定位和学科特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深入研究，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档案管理学的历史在我国，对档案管理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而这种研究开始是直观的、经验性的，而后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科学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13本档案学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1935年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936年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8年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1940年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等。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以档案管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档案学初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旧中国的档案工作经验又不完全适合，在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苏联的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档案学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10月苏联派档案专家到中国，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至1957年，苏联送给中国档案业务资料150余种；中国已翻译、出版了《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工作的历史和组织》等业务书籍近10种30万册。这些书籍与资料，对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管理学研究打上了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印记。正如吴宝康教授所说的那样：“苏联档案学理论由此而系统地传入中国，苏联档案学教材也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为我们创建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档案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帮助我们加速了在自己的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建立新档案学的过程。”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大量著作传入我国，促进了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建过程，并使我们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借鉴：，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社会主义原则成为我们研究档案管理学的基本原则。1918年6月1日列宁签署的《关于改革与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以及苏联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为档案管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基本原则与思想基础。档案管理学（第五版）第二，全宗理论的引进使档案实体的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保持全宗的完整与不可分散性，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以及提供利用，都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档案馆工作研究成为档案管理学的主要着眼点。在苏联档案学著作中，关于档案馆工作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对后来我国形成的档案管理学有一定启发。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研究基本上是以研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为研究范围的，对档案馆网的形成和档案工作建设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关档案馆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1958年后我国档案馆网的初步形成，对于创建我国的档案管理学确实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苏联经验需要学习和借鉴，但在学习与借鉴苏联档案学过程中，曾出现过忽视实际、机械搬用等教条主义倾向。尽管后来很快得到了纠正，但对档案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还是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回顾与展望时，这一点也必须予以充分估计。20世纪50年代后，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与工作经验的同时，开始着手对新中国成立前档案学的研究与批判吸收。由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有关档案学旧著13本。研读了上述诸书，就可以对旧中国的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的研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便于我们批判地吸收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对旧中国档案管理学批判吸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旧中国的档案管理学研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管理学研究，“一方面，它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档案工作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就是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一开始就服务于强化政府机构的政治目的。在理论上，旧中国档案学基本停留在机关文书档案的水平之上。这不仅由于旧档案学本身就脱胎于机关文书工作，而且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像法国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全国规模的档案馆网体系，尚缺乏档案馆工作的实践，档案工作也远没有发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社会性事业。因此，它的基本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它的基调和主题，都必然烙有深刻的机关文书档案的印记”。正因为如此，旧中国的档案学是不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也不能指望以旧档案学来指导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只有通过批判吸收，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二，旧中国档案管理学研究带有很大局限性。如前所述，旧中国档案管理学研究，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