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督导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研究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行为并非总出于自愿，有些是被迫无奈的行为，如被加班、被全勤、被捐款等，Vigoda-Gadot（2006）将其命名为强制性公民行为（简称CCB），是在中国组织中广泛存在而又被长期忽略的问题。《不当督导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研究》从典型的负向领导行为——不当督导出发，探讨其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当前的实证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员工心理上的风险与威胁感知，即不当督导造成下属心理安全上的威胁，因而会迫使他们履行CCB（Zhaoetal.2013）；但这一路径可能忽略了服从在其中的作用，即不当督导使下属感知到主管的权力，感知到来自上司的压力，进而不得不予以服从。此外，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一些本土特征可能使得不当督导与CCB的表现强度及关联程度有所不同。而作为儒家文化本质特征的“关系主义'：定位（黄光国，2009），员工不同的关系取向程度可能有权变作用。与之类似，员工对某一行为的工具倾向也同样可能影响关联的大小。但尚未有研究对这些本土化变量进行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不当督导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研究》从风险规避与服从两个视角构建了“不当督导-心理安全感/上司压力-CCB”的双中介作用路径模型；探讨了关系取向与工具倾向两个本土文化变量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开拓性及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