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

西方中世纪政教分离，就遵循了这一人类文明社会的自然规则。中国不同，知识阶层从出现的那天起，就直接进入了社会管理的核心和上层，意义集团与权力集团重合。这也不是没有优点，既可以增加管理的理性化程度，又使得制定规范的意义集团有了更多的实践体验，也许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使制定出来的规范更切合管理的实际，还可以更有效、更自觉地维护规范的严肃性。但是，这种情况却也有两个严重的弊端，一是失去了对规范进行监督的严肃性和公平性，甚至有可能增加对规范进行诠释的随意性；二是意义集团与权力集团合一，利益的连动与重叠很容易使知识阶层失去其独立性、批评性和公平性，也就很难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充当“社会的良心”。而且导致文化价值与社会规范的僵化，使之很难受到质疑，很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