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四册)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时期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写就的一部历史巨著。鲁迅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青少年时人曾在家乡耕过田，放过牛，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到二十岁时就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向社会向劳动人民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回到长安不久，便人仕作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正值武帝盛年，所以巡狩、祭祀一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去过许多地方。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在今云南、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地区考察。这次他到过邛、笮、昆明等地，这是他的第二次游历。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病危。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其父作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撰写《史记》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至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已经埋头写《史记》六年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了。他因替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武帝，被施以宫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致命打击。李陵之祸”成为他一生际遇和思想的转折点，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激发出较前强烈得多的爱憎。他憎恶统治者的丑恶，同情广大民众以及被迫害、被侮辱者的苦难，在痛苦和激愤中用《史记》来抒发胸中的愤恨不平之气。到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上写成了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此后，约一两年或数年即逝世。在他死后很久，《史记》这部书才由他的外孙杨恽传布出来。《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纪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首尾约三千年，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共130篇，526500字。其中，十二本纪按年代为历代帝王作传。秦代以前是一代一纪，从汉高祖开始，则一帝一纪。十表是把重要的时事及人物用表格的形式简明地排记下来，使人一目了然，并可和《史记》其他部分的纪事互相阐发。八书是用来记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情况的，与后世各种专史相近。三十世家主要记载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历史。七十列传，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其记载范围很广，包括了过去历史上各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全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五种体例互相配合、补充，构成一个血肉相连的完整体系：以“人”为纲，在叙述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来展现历史，这是司马迁的创举。综观全书，实以“本纪”和“列传”为其主体，故称之为纪传体C这种体例，为后来史家承认并仿效。从《汉书》到《清史稿》诸史，尽管个别名目有所变化(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或各史门类不全(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无“表、”“志”和“世家”)，但各书均有“纪”、“传”。因而《史记》堪称我国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与典范。《史记》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和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出现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只重视用词华丽和文章句式，不重视文章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晦涩难懂的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从隋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史记》内容宏富，记事详尽，包罗万象。它时间上贯通上下三千年，对中国通史做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提炼与整理。从地理范围上看，它东至日本以东，西至中亚，北至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以广阔的视野，考察了整个“天下”的变化。从记事内容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天文、地理、疆域，凡社会文化及环境涉及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从记人上看，帝王、将相、贵族、官吏、说客、策士、游侠、刺客、文人、隐士、商贾、医卜、屠夫、乞丐，凡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无所不有。因此，《史记》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包含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史记》不是单纯地记载历史，它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借历史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因此，《史记》在许多地方表现了进步的独特的思想，是具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巨著。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尊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其三是《史记》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如，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阅读史书，以史为鉴，可以鉴往知来。司马迁曾指出历史的“自镜”作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重视历史著作的认识作用，曾提出有名的“三镜”说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不可割断与历史的联系。在认识历史的同时，提高自己认识社会的能力。从自己民族的早期经典中寻找可依靠的东西，不断校正前进的方向，故而史籍中记载的先民的生活智慧、精神信仰、价值原则就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