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陈寅恪开创的史学研究体系包含三大方法论支柱:在史料运用上,他善用象征性证据解码历史,从典故、文本机制乃至“不言自明的行为方式”中还原现场,如通过杜甫诗歌考证唐代“杂种胡”真实涵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在研究立场上,他主张与古人同处一境界,重建历史情境中的可能性,对古人“持论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此项原则在《论韩愈》中体现为对古文运动背景的设身处地理解;在学术目的上,他坚持在史中求史识,将对现实的感悟融入研究,如《五胡问题及其他》通过民族迁徙论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