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戈达尔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在巴黎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出身于瑞士的银行世家。他少年时代在瑞士度过，10岁时成为瑞士公民，而后返回法国在里昂接受教育，1949年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人种学，不久他活跃于在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中。在那里他和安德烈·巴赞成为朋友，经其介绍，陆续结识了《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雅克·里维特和埃里克·侯麦，戈达尔进入了《电影手册》，以汉斯·卢卡斯的笔名开始发表评论文章。在《电影手册》几位主要的编辑中，不仅在之后的进程中产生了“作者论”这样重要的电影理论，而且也促动和催生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和极广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同时印证了该运动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新浪潮”一词是弗朗索瓦·吉鲁在《快报》上首先提出的：用来指1957年到1958年间的年轻导演，后专指1959年兴起的法国导演，这其中的作品包括较早的《死刑台与电梯》、《上帝创造女人》、《广岛之恋》，也包括《表兄弟》、《四百下》、《精疲力尽》等一批同时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早在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其《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的一文中提出“电影将慢慢地从视觉的、为图像而图像的、直接的、故事的、具体的专制统治下摆脱出来，以便成为一种与书面语言同样灵活、同样精细的书写方法。”与上述观念等同的是《电影手册》的作者们的观点，如戈达尔所说的，“过去在当影评人的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今天我仍然自认为是影评人，某方面来说，我的确是的，而且比过去还像，我虽然以拍电影替代了写影评，但是却在影片中包含着批评的方向……”1951年，戈达尔中断了与其富裕家庭的关系，被迫自谋生计。两年后，戈达尔旅行南美之后回到瑞士，曾做过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作，他的首部短片《混凝土效果》便以他曾参与修建一座水坝的实际经历而拍摄制作的。1957年，他制作了他第一部法语短片《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又和特吕弗一起制作了向美国导演马克·塞纳特致意的短片《洪水的故事》，又制作了向法国导演让·考克多致意的短片《夏洛特和她的朱尔斯》，直至影片《精疲力尽》一举闻名世界。1961年，戈达尔同夏布罗尔等七位导演一起拍摄制作了《新七大罪》，他导演了其中一段《懒惰》一片，由法国侦探片红星艾迪·康斯坦丁出演（之后艾迪又陆续参与了他的《阿尔伐城》、《德国九0》等片的拍摄），影片叙事情节很简单：一少女搭乘一男子的车去往目的地，中途男子不发一言；途中到加油站时，男子的鞋带松了，他问旁边服务生想不想挣一万块钱（帮他系鞋带），被拒绝。在少女家中少女示爱，男子半晌才懒洋洋地说：“太麻烦了，等一下还得穿回衣服。”戈达尔曾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比较喜欢用懒惰这个词来形容所谓的激进电影。”《精疲力尽》从前期到后期到处都是一些“错误的行为”，所有的规则都是“不是规则的规则”：自然主义的街头手提摄像；用照相片底片改装的胶片；生硬的、无规则可循的剪接，零乱不堪的叙事等。紧接着以16毫米胶片拍摄的《小兵》和《枪兵》同样表现为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思想的消极与“懒惰”，《精疲力尽》中越轨/犯罪行为结果也表现为“受到控制”/回到“合法性”中来，《小兵》从头到尾则充满了主人公的一种眩晕和无力感，他始终在逃避一种不属于他的行为（暗杀的命令），在两条路线中左右摇摆，主人公似乎更像一名逃遁者，一名感到“厌恶”的人，正如他一直坚持的，“没人能强迫（士兵）杀人”。《枪兵》中的两名农民用带回的一大摞明信片“消解了”他们奇异的世界之旅，和另一人在电影银幕前表现为惊慌而不知所措（象征卢米埃尔式影像，现代主义式的残留）。最后他选择闯入了银幕的影像之中。戈达尔对传统电影内容和形式的极端反应为一种“懒惰”，他背离的“规则”和他建立的或努力尝试的“新的语言”有时是无力的，强调“断裂”的接缝所在，或之间用的闪烁的、标语式的注释是向无法达到那些流畅的叙事结构的哀叹，又或说是：“我无能为力。”在1968年之前，连外部世界也是浑沌的、消极的和懒惰的。描写三角恋情的《女人就是女人》和《法外之徒》则是对美式歌舞片类型滑稽的模仿。《阿尔伐城》中，戈达尔将巴黎置身于遥远的域外星球上；《狂人彼埃洛》和《赖活》，一为自杀，一为他杀的结果看似不同结局的男女主人公都弥漫在一种伦理的自我毁灭和道德观念的随意性中，主人公往往是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和哲学家的谈话来试图明确自身的“存在”）之后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也被“懒惰”式的退让所替代，直到《远离越南》中，出现了戈达尔在看摄影机取景器时的犹豫不决的表情和不确定的“喃喃自语”的场景。在1968年之前，戈达尔被认为是“懒惰的”。他执拗的偏离叙事，曾坦言：“我从未成功地从头到尾说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在某些方面有时还显得略为保守，在打破“性”禁忌的法国银幕上，他要比瓦尔迪姆、马勒等人落后不少，尽管他的多部影片涉及不伦之恋、卖淫的情节及做爱场面，也都是用一些其他镜头替代，即使在《轻蔑》的片头直接呈现巴铎这样的艳星的全裸镜头，也被看做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道具”的陈设，观众的“观淫癖”在戈达尔的电影中被扼杀了。观众从一个画面或一个事件中的对白或画外音的解释中被传达于自身的一种“性”的伦理学与社会学或更具体化学科分析的意味（《赖活》中娜娜卖淫详细收入的分析数据是重点，而不是其行为本身）。戈达尔在其电影中的这种“省略”似更符合他反对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具体举措，而他的电影模式却总是套用好莱坞类型片模式（警匪片、爱情片、歌舞片）而改变的乃至“面目全非”，正是这种在他人看来“懒惰”式的方式却创造性的奠定了另一种知识与经验的基础。和《懒惰》的“叙事”效果相通的是首部剧情长片《精疲力尽》的结尾：“米歇尔忽左忽右地狂奔，为了不至于摔倒，他忽而扶着右侧停着的汽车，忽而扶着左边的卡车……他的身子在打晃……膝盖一下跪到了地上……他到了大街的尽头……也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他扑倒在地，躺在两条人行横道线之间。”戈达尔在一开始就已经选择了“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