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传（增订版）

世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起导致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不论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还是造成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英、法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人类思想的现代发展，全都同四百年前那一场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密切相联。不了解那场改革及其后果，不了解那场改革中重要人物的思想体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因此，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不可逾越。加尔文1509年出生于法国的努瓦永，受过极好的人文教育，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青年加尔文积极投身于古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并在22岁时写成《塞涅卡注释》。加尔文这一时期受到的教育，对他后来卓越地阐述基督教教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怀着人文学者梦的怯弱青年，后来却被一道天光照耀，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加尔文回忆说：“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那时候的人们普遍承认自己的罪性，并且渴望通过宗教得到拯救。加尔文还在少年时，信仰之光照亮了一个德国修士马丁·路德的心灵，他发现人得以脱离罪恶，不是凭着自己所行的善事，乃是唯独借着信仰，这就是著名的“因信称义”的思想。巴黎索邦大学的老教授勒菲孚在70岁时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回到了《圣经》原初的教义。据说，一天老教授对他的学生法雷尔说：“我的孩子，我们靠的完全是恩典。”这个法雷尔，后来成为加尔文之所以成为加尔文的关键人物。由于法国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流亡瑞士，他本想找一个清静的去处思考和写作，希望可以做一个安静的学者。但这只是人的愿望，却不是主的计划。上帝用法雷尔的一席话把他留在了日内瓦，那个看来更像“所多玛”的地方。主大能的手改变了这个懦弱的青年学者的预设人生，让他站在宗教改革的前沿，面对如歌利亚一般的罗马天主教及背离上帝的庞大群体，成为福音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和实践者。作为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教义的阐述，回忆自己青年时代那次突然改变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开始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加尔文的一生，从来没有失去对教义的这份热情，他的一生都为此燃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加尔文说：“至于教义，我一直忠心地教导，……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义而活也为此而死。”我们从书中看到，为了持守教义，加尔文曾被日内瓦议会驱逐；1541年至1555年间，他拖着病痛不断的身体宣讲福音、捍卫真道，与日内外城内城外的异端、不守圣道的反对者争战，并数次做好流亡的准备；在他生命的晚年也充满了各样苦难。然而，如日内瓦的警句“黑暗之后是光明”，因着上帝如此带领加尔文，日内瓦由一个罪恶之城，成了宗教改革之城，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及他在日内瓦的实践把改教的烽火传至欧洲各国，并在未来的岁月重塑了基督教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在这一切劳作的背后，虽然主也赐予加尔文一些难得的恩典：比如他短暂幸福的婚姻，终生稳固美好的友情，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面对的纷乱忧心的环境、粗野放荡的教众。被异化为“暴君”的他没有强健伟岸的体魄，而是瘦弱多病的躯体；不是粗犷勇猛的气魄，而是敏感细密的心。至于加尔文被诟病的火烧塞尔维特事件，其实判决塞氏死刑的权力不在加尔文，而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而塞氏观点挑战基督教传统的根本教义，否认三位一体，这在当时本就是死罪，罗马天主教会已判处他火刑，瑞士众多城市对塞尔维特的判处意见都是火刑。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代特殊的背景中看这个事件，也许我们的观点会客观一些。毕竟那个时代的每个信仰宣告者都得准备付上性命的代价，加尔文也一样。作者以生动的叙事笔法、有效微妙的情绪勾勒让我们看到被世人赋予诸多面具下的约翰·加尔文——一位基督耶稣真正的仆人。面容憔悴，多受痛苦，常经患难，却依旧为他的主燃烧，如同他的誓约，“主啊，我心为你而献，敏捷而至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