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西方经济学（彩色版）》是国家教育部组织统编的高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由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吴汉洪教授、北京大学刘文忻教授、前武汉大学冯金华教授和复旦大学尹伯成教授，共五名教学人员组成编写组，高鸿业任主编。本书第一版和第二版顺次于1996年和2001年出版。第一版的序言指出：“正如西方学者所承认的那样，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演变性的学科。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经济学会出现新的内容以及不同的着重方面，反映这些情况的教科书必然也应如此。因此，本书在将来势必要进行修改和增删。”即以第二版而言，其出书的时间距今已有四年。有鉴于此，第三版的编撰成为应有之举。此外，使用本书的经验和改善本书的章节安排也使新版的编撰成为必要。当然，第三版的主旨仍然保持不变，即：介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加以简要的评论，以便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而与此同时，又能避免它可能带来的不良的副作用。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增删之处可以被分为微观、宏观和总论这三个部分加以说明。第一，微观部分的变动可以罗列为如下四点：（1）把原有的“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两章合并成为一章。合并的主要原因在于删去了篇幅较大的“一般均衡论的发展和现状”一节，因为，教学人员的反馈告诉我们，该节的内容并非初学者所必要而又难于解释清楚，从而，往往在讲授中被略去。（2）删去目前在西方仅存在有限的理论意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一节。（3）删去比较繁琐的枝节问题，主要有：原书的“案例分析：风险回避与保险”、“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的综合关系”、“扩展线和长期成本曲线”各目。（4）扩充了涉及信息经济学和公共物品的内容并添加了目前为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效率与公平”一节，以便使新教材更能反映这些微观经济学较新的发展。第二，宏观部分的变动有下列六点：（1）删去原有的关于动态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部分，其原因在于有关这两条曲线的论述已经远远超过初等教材的范围，而且，即使略去它们，我们也能使用现有的静态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来对通货膨胀或收缩的问题大致加以说明。（2）第三版把失业纳入旧版的“通货膨胀”的一章，因为，它们分别属于整个宏观经济学企图解决的两个短期问题。在该章的结束部分，我们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介绍把两大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使新版的章节安排比较合理。（3）删去按税率征取的税收及其乘数，因为，这一部分难以用简短的篇幅解释清楚，从而，它往往在西方的初级教材中也被省略掉。（4）删去动态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以及最优的增长途径这两个部分，因为，它们已经超过了初等教材的范围，从而，在西方也往往被纳入于中等程度的教材。（5）在宏观部分的伊始，即在新版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中，我们增添了“宏观经学鸟瞰和本书的章节安排”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为整个宏观部分提供一个明确的轮廓；然后，根据这一轮廓，全部改写了第二版的第十八到二十三章（相当于第三版的第十七到二十二章）。上述改写的原因来自西方宏观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在过去，宏观理论主要研究总需求的方面；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总供给方面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这样，原有的许多有关总供给曲线的一部分分歧虽然仍旧存在，但是，一些过去的含糊不清之处却得以澄清，从而，总供给曲线的理论框架要比过去明晰得多。目前，大多数西方的宏观教材已经采用了这一较为明晰的框架。作为一本介绍西方理论的教材，本书理所当然地应该反映这一新的发展；由于这一原因，新的发展也使本版宏观部分的章节安排条理较为分明和合理。（6）第三版扩充了对金融工具的介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工具有了较多的品种。除了原有的股票和债券以外，衍生的金融工具也被逐渐引入。为了使读者能够得到较多的这一方面的知识，第三版适当地增加了金融工具的份量。第三，涉及整体部分的变动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1）为了节约篇幅，删去每章之末的“本章文献参考”和全书之末的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而代之以较为实用的“引用文献中英文对照表”。（2）把每章的结束语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总结每章内容的要点；后一部分则对每章的内容进行评议。这一做法应该有利于读者的学习。（3）对每章结束语中的评议部分，增添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4）对全书的图形，添增了红、蓝两种颜色，以便使图形的表达更为清楚。除了上面列出的各点以外，对全书的行文、符号以及印刷的不当之处均作了应有的修改。此外，我们即将出版一本与本书相配套的《学习与教学手册》。该手册可以使我们能把旧版中的较艰深的部分以及大量的资料置之于其中，从而使第三版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总的说来，我们力图使第三版能够更加确切地表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面貌以及更加有利于对它的讲授和学习。本书的顾问为胡代光和吴易风两位教授。对本书第一、第二和第三版的编写工作，我们都召开了小型的座谈会来征询同行们的意见。第一版座谈会的参与者有下列诸位同志（三次座谈会的参与者均以签名先后为序）：杨志坚（教育部）舒元（中山大学）李新中（教育部社科中心）史晋川（杭州大学）刘占昌（中宣部）石士钧（宁波大学）彭迪云（南昌大学）徐光远（云南大学）罗节礼（四川联合大学）邢艳霞（黑龙江大学）宛士春（青海大学）韩学瑜（新疆大学）刘长庚（湘潭大学）林元辉（广西大学）杨玉生（辽宁大学）刘骏民（南开大学）张东辉（山东大学）何璋（北京师范大学）蒋长流（安徽大学）胡希宁（中共中央党校）孙新雷（郑州大学）黎诣远（清华大学）吴宇晖（吉林大学）丁冰（首都经贸大学）李景霞（山西财经学院）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刘东（南京大学）田秋生（兰州大学）郭其友（厦门大学）杜月升（深圳大学）参与第二版座谈会的有下列同志：秦岭（辽宁大学）汪洪涛（同济大学）张东辉（山东大学）邵旦萍（浙江省委党校）杨玉生（辽宁大学）方胜春（上海师范大学）刘缉川（江西农业大学）陈劳琨（上海纺织大学）龙志和（西南交通大学）张若华（云南大学）张旭坤（杭州大学）张建华（华中理工大学）徐长生（华中理工大学）陈新（郑州大学）林勇（华南师范大学）郭其友（厦门大学）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参与第三版座谈会的有下列同志：徐光远（云南大学）石奇（南京财经大学）董长瑞（山东经济学院）刘文（山东财政学院）左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徐则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牛勇平（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刘国亮（山东大学）赵红梅（山西财经大学）上面列出的所有同志都以会上发言或书信往来的方式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已为本书所采纳。以此而论，本书也可以说是全国众多的高等院校协作的结果。对上述全体同志，本书编写组致以谢意。此外，许多教学人员和读者都向本书的撰写者提出了反馈的意见；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于泽和李彬两位同志为本书修订了书后的三个附录。对此，我们也在此致谢。本书的编写分工大致和过去相同，即：高鸿业撰写第一、第十七和第二十三章和各章的结束语的评议部分并对全书修纂定稿；刘文忻撰写第二到第七章；冯金华撰写第八到第十一章；尹伯成撰写第十二到第十六章；吴汉洪撰写第十八到第二十二章，并做了大量的联系和校对工作。本书被评为国家级教材并于2002年获得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对此，本书的编写人员深感荣幸。限于编写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教学经验，本书的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希望使用本书的同志继续向编写人员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