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庄子

方勇男，1956年出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庄子诠评”等专著，发表与先秦诸子研究的百余篇。精彩内容：一、庄子其人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时代，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生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鲜明的哲学、艺术特。二、庄子其书六、历代的庄子研究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有的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大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的传入，使中国传统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方勇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