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新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郑鹤声、郑鹤春合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起，这门传了两千年的老行业才被视为一门学科。自此之后，以“文献学”为名的著作与日俱增，而且以等比级数的态势不断累积中。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内容是否完善无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具象化的呈现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借由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相互比较，告诉继之而起的学者一门学科该如何去建构。例如郑鹤声、郑鹤春的著作，依我们现代的认知看来，有颇多内容并不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但也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尝试，才能引领我们去思考文献学的范畴是什么。做开创性的工作，前著仆，后著继，这本来就是一个必有的进程。而一切的价值，都存在于这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之中。然而，不可讳言的是，近十数年来，文献学的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暴增，但就一门学科的建构而言，无论是在范畴、目的、方法、理论上，都略为呈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作为一个文献学的研究者，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干扰因素的出现，也是令人产生迷思的主要原因。所谓干扰因素，一是近数十年来，文献的类型和数量已经到了令人“焦虑”的地步；二是文献资讯化，崩解了两千年来逐步建构起来的文献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