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喦画集（全二册）

和同时代的许多老画师一样，钱松喦并没有进过艺术院校学习，尽管当时的新学已经兴起。从八岁（1907）开始，他即随父亲钱绍起在杨巷镇私塾就读，可以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但在这学习的起始阶段，钱松喦倒是对书法、绘画渐生了兴趣，继而又临摹《芥子园画传》，并留心民间画师和民间艺术作品，经常徜徉在裱画店中。直到十三岁（1912）时，方始入其父亲所任校长的杨巷镇立第一初小，然不久，他即嫌课程太浅而辍学，返村过起了五年半耕半读的日子，并学习国画传统技法。由此可见，钱松喦在国学方面的童子功是有别于同龄人的，这也反映了他的家学。钱松喦的最高学历是五年制的无锡江苏省立高等第三师范学校毕业（1918～1923），此间，他受教于书画家胡汀鹭，主要研习石涛、石、唐寅、沈周等人的画法，同时学习透视、色彩、解剖、光影等西画技法，待他从第三师范毕业时，他已经出版了平生第一本个人画册。由于他成绩优异，时任校长的陈谷岑力劝其进大学或出国深造，被钱婉言谢绝。与之相反的是，宜兴同乡徐悲鸿(1895—1953)则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留学于日本和法国。于此，或可见其举动不合时流处之一斑。钱松喦真正进入到专业的领域，是二十九岁（1928）应聘任教于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能与当时的名家胡汀鹭、贺天健、陈旧村、诸健秋、王云轩、钱殷之等共事，也是他实际的专业水平和在地方上的影响使然。他在无锡美专主要教授山水画及诗词课，这是他的专长。但他性格温和，不善交际，往往授课之余，即在宿舍画画，很勤奋，有时去胡汀鹭的画室看画，并与时在丹阳的吕凤子有书信往来（见吴山、晴碧《忆钱老》）。1929年，民国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钱松一人竟入选两幅——《寿者相》和《山水》。前者是传统功力和外来营养相融合的成果，五只龟的不同姿态，采用西洋透视法、明暗法，而用笔用墨和长篇题跋，则又是地道的中国味道。这样的知识范围和学习经历，不仅为钱松的艺术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他艺术发展的方向。考察钱松喦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与大多数同代人一样，他并没有脱离从临摹入手的学画方式，但他并不是一个固守画谱成规的人。可能是受到当时新学的一些影响，也可能是他领悟到了现实与画谱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十三岁的时候，他开始训练对景写生，不断从现实山川中获取思考、灵感的源泉，在艺术的探索过程中，表现出多种路向的发展特征。钱松十五岁（1914）的时候，就创作了表现家乡山顶云气迷蒙之象的山水画。而从这时候开始，他也多绘村中之景。二十一岁（1920）的时候，钱松创作了以对景写生为基础的描绘无锡鼋头渚、锡山、惠山诸名胜的山水十二幅；二十六岁时（1925），他在携所任教的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游沧浪亭时，又作了《沧浪亭图》。从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的钱松喦早期创作的史料来看，他的这种山水创作理念，一直影响到他在50年代以后的写生及创作。1953年，他的《快乐的暑假》入选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并展出。1956年，他创作的《瘦西湖》、《溪山如画厂如林》、《劫海回春》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锡山》、《鼋头渚》，参加了次年一月在南京举办的江苏省第一次国画展览会。由此，他在50年代以后的江苏画坛上，赢得了最初的声名。1958年，他深入无锡芙蓉湖两岸体验生活创作的《芙蓉湖上》，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这一作品也标志了他在山水画创作领域一个时期的高峰。这样的源流关系正好说明钱松喦在新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声名鹊起的内在原因。从1923年到1956年，钱松喦先后在多所小学、中学以及美专任教。相对于1957年被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直至晚年的安定生活来说，钱松喦30年代至40年代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饱受了生活的颠沛流离，同时，国难给予他心里的感受也直接反映到他的绘画之中，从而体现出一个传统型文人画家的品格与胸怀。“如此万方多难甚，那堪犹听报平安。”钱松喦1934年在题《鸡》中表达了他忧国的胸臆，由此可以联想到他早在1919年于无锡第三师范读书时，就曾参加声援“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表明了一个中国文人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和人生立场。而这种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及至抗日战争，则愈发浓烈：“又是茱萸照酒瓢，只今阳九厄难销。那堪极目登高望，烽火烛天胡马骄。”（1934年题《水墨菊花》）钱松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忧愤。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与那一个时期满目的“饥寒益迫，野无炊烟，路有饿殍”（1934年题《鱼蟹瓜蔬园》）的景象，都直接影响到他以后对新中国的态度及其相关的创作。他有着反映现实的要求和渴望，但是，此时他的作品毕竟还是属于文人画家的范畴，他正直、善良，具有忧患意识，却多半还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之类的熏陶。生活视野的狭窄和闭塞，使他未能与人民，社会更紧密地联系，他只能是孤芳自赏式地在昏暗中徘徊、摸索。然而，面对眼前的现实，钱松喦并没有沉浸在自我笔墨的闲情逸致之中，他在画《雪景山水》（1944）时，还感念“今冬大雪苦寒，十余年来少见，嗷嗷哀鸿大有无衣无褐之叹。迩来米珠薪桂，民不聊生，苍苍者果不遗斯民欤”。他也深知“我绘是图，恍若画饼”，然而，他的心胸却在知识的层面上关注现实的生活。1954年，钱松创作了《娘做新衣儿读书》（展出时称《渔家乐》），基本上表达了他对新社会的看法，这幅画反映了他对渔民生活的感受——旧社会“愁浪愁风艇上居，打鱼苦自食无鱼”的渔民，翻身做了主人，脱离了衣不蔽体、目不识丁的苦境，正是“万般欢乐从今数，娘做新衣儿读书”。这也几乎是他自我人生经历的写照，抗战胜利后，他在师范任教的工资难以养家，因此，不得不辗转苏州、南京、常熟等地办画展鬻画谋生，其中一次到南京，非但没有卖掉画，还要付每天的房钱、饭钱，最后连回无锡的车票都买不起。而“黄山近在咫尺，因在旧社会不获一游，徒存梦想”，这是他在新中国游黄山之后的感叹。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钱松喦则由过去以教书和卖画为生的画师，转变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不仅没有衣食之忧，而且有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社会地位。他开始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白了画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人生价值和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作品的意义。有了主人翁的自豪感，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1951年作品《土改后农民欢度春节》相继在无锡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及全国美展华东作品观摩会展出，并在《华东画报》（1951年新18期）发表。同年当选为无锡市第一届文联主席，后来又被选为苏南文联副主席、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第101辑）。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而由此生发的感叹、感念、感怀的心境，又使他自觉地认识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促使了他用自己的画笔讴歌新的社会，以图“莫对人民辜厚望，百花齐放力争春”(1957年作诗)。社会的变化，文艺的功能的加强凸显了艺术家的地位，也使得画家油然而生了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催发了他的责任感。他在50年代以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面貌。这个时期的钱松常利用课余时间下农村，画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积肥、春耕、种菊、运菜等农民生活，运用他的全部技艺，真心诚意地表现新事物、新生活，赞美新的社会制度和广大民众新的精神面貌，如《积肥》、《娘做新衣儿读书》、《秋菊图》(《甘泉寿菊》)、《船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