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艺术的语言：观念史

本书的即时知识源于法国思想家巴特、拉冈、傅柯和德里达的作品，但这也与认可特定形式的概念艺术实践的广泛需要密切相关(特别是伯金和克劳斯)。其中影响之一就是使马赛尔·杜尚的地位上升，成为一位神灵般的创始人，因为他被看做是证明艺术的基础实际上是，某一思想交互关系的例证的奠基人。从这些观点来看，任何在艺术中有“意义”的东西都是由其与创作、接受以及推理实践的相关系统的特殊背景之间的联系所惟一决定的，也就是说艺术品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最初被视为一种外在关系——一件事物被赋予意义，是由于其与发源和应用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有趣的是，在研究性的哲学美学理论当中也能够找到一些类似的理论。在由亚瑟，丹托、乔治，迪基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所谓“制度化”艺术理论中，被算做是艺术的就是由基于一种艺术理论的艺术世界中的一种形式所指定的任何事物。同样，在这里有决定性的也不是物体的状态，而是通过它及其应用的特殊关系间的联系而产生的含义。杜尚的现成艺术以及(至少对丹托)安迪·沃霍尔的《布瑞洛纸箱》就被视为定义艺术可能性的物体与思想之间关系的范例。这导致了那些以理论和历史方式为研究目的的人士在20世纪艺术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艺术史学家、大众艺术管理人以及理论家如今主导了这一结果。这种统治强调创作的原始关系以及艺术家自己的理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某种权利。然而，外部关系形式的含义对20世纪艺术的统治实际上曲解了其最大的成就，因为在以交互作用创造意义时，这种形式并没有对何为一种可以被理解为拥有持久的、跨历史的、跨文化的艺术实践的重要意义提供标准。一些人可能会谈到艺术家的创造性与一些直接经验的关系，但真正的创造性是毫无疑问更加丰富的，其根本是由艺术品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现象结构的内在资源所决定产生的。在这里，“内在”并不只是艺术品的明显存在，而是它与其他艺术品以及与人类认知经验的基础情况的关系。这种美学史实的尺度正是新的尝试所歪曲、否定或者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些美学上的压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形象本身的贬值。作品形象方面纯粹被看做是象征意义，或是对欧洲抽象艺术作为“性别”审视的呼吁。由此来看，意义形象化的意思就只是一种作为标志的交互关系的一个“结点”的视觉景象，这是由历史细节所单独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