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玉之光

2002年末至2003年初，一场“非典”灾难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迎面扑来，我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瘟疫毫无认识，照常过着我的“离而不休”的紧张生活。4月23日，从郑州机场登上返京的班机，刚刚坐下不久，便收到一份“健康登记表”，这时才感到形势严峻了。回京之后，形势果然不容乐观，北京已成为“非典”重灾区，北京人亦被视为传染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已不能到各地随意旅游，当然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到四处去出差、考察了。我只好自觉地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足不出户，但终究无法适应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人闲下来了，头脑却闲不住，二十余年在研究玉器和玉文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个谜团，像一链条似地萦绕于脑际。我随即将这些谜团逐一记录下来，诸如“玉亦神物也”、“巫以玉事神”、“黄帝食玉膏”、“播‘玉荣’于锺山结出‘瑾瑜，，山川鬼神为食为飨”、“玉石分化”、“玉石之路”、“神徽”、“神徽——太阳神”、“工艺痕迹”、“玉美学”、“玉神学”，还有“玉璧是否为货币”、“玉璧乃‘大片肉也，”等等，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此起彼伏，使我不得安宁。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浮在科研层面上的老问题，是些硬骨头，不太好啃，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此中确有主观认识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没有找到一团乱丝的头绪，无头绪便无从入手解开谜团之结。另一方面，诸多客观因素也影响到问题的及早解决。当今，宝玉石行业、收藏界和传媒部门都需要像我们这种“离而不休”的人为其服务，因要求过多，频率过高，确实令人难以应对，从而占用了我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得专题研究工作时断时续，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思绪混乱，心境不宁。这种让人“苦不堪言”的状况到了去年抗“非典”期间却大为改观，在近乎与世隔绝的境况下，外界的干扰大为减少，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我便因祸得福，获得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宁静宽松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得以潜心思考我的研究方法。我一向主张文物工作者必须坚定地走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主观、客观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便始终没有将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归根结底还是对文献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无所适从。我认为在研究、破译出土史前文化玉器这一点上，其最佳文献应是《山海经》，而不是《周礼》。鲁迅先生考订《山海经》为“巫书”，这一判断非常正确也非常重要，确实从其记载中可以找到巫觋以玉事神的影子。至于山水的叙说，有不少带有巫觋信仰也就是原始宗教色彩的语言。我认为至少《山海经》中关于黄帝食飨“玉膏”、鬼神食飨瑾瑜的记载，确是史前巫觋的玉神学观的重要反映，虽不可信，但对破译史前古玉之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或借鉴价值的。如果在破译出土的史前古玉时不去利用《山海经》记载中的有用成分，则不可避免地会误入主观揣测的歧途。或许根据出土位置进行分析，能够得出一种或几种看法，但是永远不能抓住史前玉器的内涵和要害。此外，其他先秦古籍的有关文字以及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对破译史前古玉也是十分有用的。其实，我国早已有不少学者利用古文献相关记载和古文字学资料及其考证见解去诠释史前古玉并取得一定成果，我不过是沿着先行者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前进，采用行之有效的以“巫书”释史前古玉的科研路子及其成功经验而已。在这抗“非典”的二三个月内，我率先写成了《玉神物解》，接着撰写《玉巫像辨》、《“一目国”玉人面考》、《玉神器说》、《中国五大玉资源的探讨》、《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中国古代玉器探源》、《中国玉的文化内涵及其定义》、《玉之美探微》、《关于玉琮王“凹孤痕”的思考——探讨早已泯灭的玉卜兆与玉契刻》、《鬼玉考》等论文。为了9月25日下午举办的奥运论坛的玉文化论坛，又撰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玉文化》一文。2004年上半年，又撰写了《巫·玉·神泛论》、《玉傩面考》、《史前玉璧名实辨》、《史前和田玉神灵论》、《巫·玉·神简论》、《巫-玉-神整合模式论》等6篇。上述论文中的一部分先后于《中国文物报》和《故宫博物院院刊》、《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中原文物》、《考古》以及《南都学坛》等报刊上发表。这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其实，运用先秦古籍的记载以破译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研究工作已兴于20世纪80年代，譬如，由风胡子所说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而引申出“玉器时代”；从《说文解字》释“灵”为“巫以玉事神”，并结合大量古籍记载以释出土的玉琮的历史意义(详见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还有玉璧“神鬼食品说”(臧振、潘守永：《中国古玉文化·三·璧功能研究》)等等。这条道路是当代杰出的历史、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开辟的，为文物、考古界运用古籍资料来考证出土史前玉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遗憾的是我们古玉研究界对上述治学原则和科学方法没有很好理解，也没有落实在行动上，这就是我国古玉研究不能深入也不能提高的症结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正如上述，20世纪以文献记载诠释出土史前玉器方面有了进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对古文献的某些记载研究不够的欠缺，其理解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譬如风胡子为楚王解说玉兵时，特别提到“夫玉，亦神物也”，这句话正像楔子似地硬嵌于“以玉为兵”的话句中间，所以往往不被人们理解而忽略，对其内在意义视而不见。我认为从玉文化、玉学角度来看，“玉神物也”这句话比“以玉为兵”还重要。何以见之?因为这种说法是古文献中所见的指出玉是神物、有着神学基因的唯一记载，指出了玉的独特功能。玉是否是神物?有无神学基因?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风胡子说黄帝时以玉为兵，那个时代玉的实用功能空前地提高，但玉仍是神物，玉在史前文化上崇高的神灵地位是不应忽视的，同时，将一般的石头远远地抛在后面，促使玉石分化上了一个新台阶，玉成为神物，而石仍是一般的可用作工具的材料而已。在抗“非典”期间，我首先将粗浅认识整理成《玉神物解》一文，对玉神物这一要领作出三点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那么，用神物玉制成的玉器应是玉神器，这与文明时代的以“瑞”、“器”为主体的礼器是不同的。另一重要内涵是“巫以玉事神”，这一论断由来已久，本是《说文》对“灵”字的解释，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它提出巫、玉、神三者的垂直互动关系，巫事神必以玉，玉为巫、神间的中介，没有玉，巫则不能通神，神亦不能得到巫的供享，可知对于巫以及整个部落来说，玉是太重要了。此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字就是“事”字，事有奉、侍奉、服侍之意，如“不事王侯"(《易》)、“年长一倍，则父事之”(《礼·曲礼》)，有下事上、子事父、臣事君、生事死之意。巫事神也有侍奉、服侍之意，其中亦有供奉、供享之意思在内。所以“事”不同于祭祀之“祀”。也就是说巫以玉事神是以玉享神，即供神食飨是其主要目的。这就是巫用世间的人要吃饭饮水才能活命的道理，也就是人的生存基本规律来解释神灵也要吃“玉”才能长生不老的原始的、朴素的神学观。《山海经·西山经》“锺山”的文字可证实这种对巫事神的朴素理解。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地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并以之破解史前出土玉器，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假如一时还找不到文字证据，只要以返璞归真的愿望努力恢复史前玉文化本来面貌为己任，相信史前玉器的破解工作便可迎刃而解。我坚信以“巫书”诠“巫玉”是破解出土史前玉器的最有效的药方和良策。亦可将过去一段时间内学者研究巫往往多限于文明时代的目光指引到史前巫的信仰系统和行为系统，以利于恢复其史前原貌。本文集所收2003～2004年所撰论文，都是遵循上述返璞归真、以巫书破解巫玉的准则和愿望，对已发现的问题重新思考、探讨、分析、研究，并提出个人的新看法和新见解，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参考。此外，在近年我还研究了有关地方玉材及其玉文化的资料，分别撰写《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论和田玉在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等5篇有关地域性的玉器和玉文化论文，也编入本文集中一并发表，以便促进地域玉器专题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不断深化。玉文化学是一门尚不为人所知的崭新的学术领域，同时，又是一个庞大科研课题，涉及地质、矿物、工艺、史学、文献、考古、宗教、美学等多种学科，需要各学科专家、学者们积极参与并共同合作，走向高层次的整合互动，方可取得成果。我个人仅仅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玉文化及破解一些谜团，得出粗浅的结论。因学识浅薄，专攻此重大课题确实力不从心，失实不确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各位方家、学者不吝赐教。史前社会玉器往往由巫觋设计、雕琢并以器事神，从而推动了玉文化的第一个高潮的出现和形成，巫玉光辉普照大地，又为王玉之源泉、瑞器之根本，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故本集名为《巫玉之光》。书签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惠题，不胜荣幸，特向饶老前辈致以深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