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采访本上的城市》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    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