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

布罗代尔是孤独者，也是众人膜拜的对象。说其孤独，是因其强调要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分割，实行一个普遍的大联合，但时至今日，似乎还不够成功；说其风骚，那是因为他太过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让人难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冲力。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而且超越了学科本身，对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布罗代尔爆冷门，美国历史学领袖之一——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加莱特·马丁利（GarrettMattingly）觉得挺高兴，但也并非全无微词。虽然他承认该书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技巧之间并不平衡。马丁利对布罗代尔对“传统史学”的描述以及布氏对“新（‘势不可挡的法国的’史学”的赞美略微有点恼怒，他发现第三部分（最明显地接近传统的，但对他而言也许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马马虎虎的”。此外，布罗代尔让法国人直面他首选的地域，该意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布罗代尔通过夸张那被推断描绘和强制延伸出来的“潮湿的撒哈拉荒野”，“轻视了”这个“大海本身”。作为费弗尔的门徒，布罗代尔对航运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来人被迫“修正（他的）许多结论”（Mattingly，1950：351—359）。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们对布罗代尔的杰作回应极少。和他的同事贝林一样，哈佛大学的知识史专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Hughes）重申了这种否定。他认为该书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费弗尔计划（Bloch-Febvreproject），断然拒绝接受它；这《新史学·第二辑》因为“枝蔓横生没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线索”，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对欧洲史研究没有重大的影响（Hughes，196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