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论选

隋、唐、五代的文论，多数出自作家之手，它与创作的联系，较前代尤为密切。参照传统对文学的分期方法，同样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论划分为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六个阶段，其间发展变化的轨迹，大略可得而言。魏、晋以后，文学逐步朝着重摛藻、对偶、隶事、声律的方向发展，文风日趋‘绮丽’。梁简文帝、陈后主以帝王之尊，提倡艳情诗，曾一度把创作引入歧途。但从整体上看六朝文学，诚如宋姚铉所说：‘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一〕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并进而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为南北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隋所承继的北周，是一个比较轻视文学的朝代，隋文帝也因袭了这一传统。这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實，就可概见：北周文帝企圖改革‘競为浮华’的文风，极力推崇苏绰倣尚书所作的大诰，并命令‘文笔皆依此体’〔二〕；再如当时著名作家如王褒、庾信、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或来自梁、陈，或来自北齐，几乎无一出自北周和隋本土。隋文帝本人，又‘不悦诗书’而‘少文’〔三〕。于是，在文学方面，与其所推行的‘躬节俭，平徭赋’的政策相适应，力主‘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四〕，甚至把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在这种情況下，曾为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出谋划策而‘甚见亲待’的李谔所上的论文书，必然要希其旨意，痛诋文学创作了。在李谔论文书中，批判齐、梁诗风之形式主义倾向，不无一定道理。但就这篇文章整体而言，它无异是一篇取消文学的宣言书。它不仅指责‘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完全无视建安文学之业绩，而且攻击‘以缘情为动绩’，‘用词赋为君子’，对缘情的诗赋，不加区别地一概採取排斥的態度。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的文学主张。正因为逆潮流而动，所以，对于遏制绮丽文风并未取得實际的效果。到了隋末，被人推为‘大儒’的王通，论文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和阐扬‘帝王之道’为旨归。但和李谔的见解是不同的。他并不否定文，而只是反对‘言文而不及理’；他不反对诗，而是提倡诗要‘约以则’，能反映‘民之情性’。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不符合当时文学的发展趋势，但毕竟与李谔的主张不同。正由于这一点，到了唐代，李谔的主张，罕为人所徵引；而王通其人及其论文主张，则常为人所推许或引用〔五〕。足见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在隋代，顺乎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文论，应推后于李谔而先于王通的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了。此书已久佚，但在日僧空海的文镜祕府论中时见徵引。由书名及文镜祕府论中四声论、笔札七种言句例、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各节所引的资料看来，这无疑是一部有关声律病犯的著作。上承沈约的四声，下启上官仪的笔札华梁，于近体诗格律的奠定，不无促进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刘善经在四声指归里，还就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艺术构思、文章结构等具体写作方法陈述了自已的看法，对于诗歌、骈文的发展，理应有其积极意义。总的看来，隋代是南朝文论向初唐文论发展的一个过渡期，作为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应该是刘善经的四声指归。至于李谔的论文书和王通的一些文学见解，在当时只是一种与文学发展趋势不相应的插曲而已。二在唐初文坛，佔统治地位的仍是南朝以来绮丽之风。唐太宗李世民既位以后，以亡隋为监，励精图治，成为一代英主。但他又酷好文学。为了巩固其统治權，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无益劝诫’的‘浮华’文体〔六〕，並且在帝京篇里，以诗的形式直抒自己不‘释实求华，以人（民）从欲’的‘雅志’。但在骨子里，他仍未擺脱绮丽文风的深刻影响。他特意为晋书陸机传作后论，盛讚陸机‘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自己写的文章，要叫以文词‘绮错婉媚’著称的上官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七〕；甚至作宫体诗要虞世南赓和〔八〕。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