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自选集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中国古典诗词专家、诗人。1945年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与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9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12年被中华共和国院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现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研究所所长。自1966年开始，叶嘉莹教授曾先后被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校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自1979年始，叶嘉莹教授每年回中国教书，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40余所大专院校义务教授中国古典诗词。2016年叶嘉莹教授在南开大学教育会捐设“迦陵”，已完成前期近3600万元币，志在全球推广中华诗教。作品有tudieinchineepoetry，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叶嘉莹作品集等数十种。精彩内容：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集词之女叙写及其影响一“词”这种文学体式，自唐、五代开始盛行以来，迄今盖已有一千数百年之久。在此漫长之期间内，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前人曾在创作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多姿多彩而且风格各异的作品，但在如何评定词之意义与价值的词学方面，则自北宋以迄却似乎一直未能为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在零篇断简的和词话中，也不乏精微深入的体会和见解，然而却因为缺乏逻辑的理论依据，遂在词学的发展中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困惑和争议。至其困惑之由来，则主要乃是由于早期词作之内容既多以叙写与爱情为主，而此种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则显然不合于传统诗文的言志与载道之标准，在此种情况下，自然使得一般惯于言志与载道之批评标准的士大夫们，对于如何衡量这种艳科小词，以及是否应写作此类艳科小词，都产生了不少困惑。即如魏泰在其东轩笔录中，即曾载云：“王安国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因阅读晏元献公（晏殊）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甫（王安国字）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甫正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吕大以为议己，自是尤与甫相失也。”从这段记载来看，小词之被目为靡之“郑声”，且引起困惑与争议之情况，固已可概见一斑。于是在此种困惑中，遂又形成了为写作此种小词而辩护的几种不同的方式，即如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即曾载云：“晏叔原（几道）见蒲传正云：‘先公（晏殊），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传正笑而悟。”这是将词中语句加以比附，而推衍为他义的一种辩护方式；又如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曾载云：“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这是将词句分别为雅正与靡二种不同之风格，而以雅正自许的一种辩护方式。再如释惠洪在其冷斋夜话中，曾载云：“法云秀关西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黄庭坚）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这是以词中语句为“空中语”而强为自解的一种辩护方式。这几段话，从表面看来原不过是宋人中所记叙的一些琐事见闻而已，而且其辩解既全无理论可言，除了显示出在困惑中的一种强词夺理的辩说以外，根本不足以称之为什么“词学”，但毫无疑问的，中国的词学却也正是从这种困惑与争议中发展出来的。即以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这几则而言，其中也已然显露出了后世词学所可能发展之趋向的一些重要端倪。我们先从前面所举引的苕溪渔隐丛话中的一则记叙来看，蒲传正所提出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二句词中的“年少”两字，其上下文来看，其所指自应是在“长亭路”送别之地，“抛人”而“去”的“年少”的情郎，这种意思本是明白可见的；可是晏几道却引用了白居易之“富贵不来年少去”二句诗中的“年少”，从文字表面上的相同，而把“年少”情郎之“年少”，比附为“年少”光阴之“年少”，其为牵强附会之说，自不待言。至于晏几道之所以要用这种比附的说法来为他父亲晏殊所写的小词作辩护，主要当然乃是由于如我们在前面举引东轩笔录时所提出的当时土大夫之观念，认为做宰相之晏殊不该写作这一类靡之“郑声”的缘故。而谁知这种强辩之言，却竟然为后世之词学家之欲以比兴寄托说词者，开启了一条极为方便的途径。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可以说是以此种方式说词的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而此种说词方式一方面虽不有牵强比附之弊，可是另一方面却有时也果然可以探触到小词中某种幽微深隐的意蕴，因此如何判断此种说词方式之利弊，自然成了词学中之一项重大的问题。其次，我们再看前面所举引的画墁录中的一则记叙。关于晏殊与柳永词的“雅”“俗”之别，前人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即如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中，即曾称美晏词，谓其“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又曾批评柳词，谓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可见词是确有雅俗之别的，于是南宋的词学家张炎遂倡言“清空雅”，提出了重视“雅词”的说法。而一意以“雅”为标榜的词论，至清代浙派词人之末流，乃又不往往流入于浮薄空疏，于是晚清国维乃又提出了“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之说。因此，如何判断和衡量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