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积木

“文革”后我在《两湖》杂志上写风土小品，以一个字为题，如《塔》、《桥》、《港》等等，每篇都只有几百个字一补白而已。但是日本有位汉学家稻烟耕一郎先生，对这些小文却情有独钟，不仅将有些篇译为日文，还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语》上刊出。这在《西湖》杂志固然是“破天荒”的，对我来说则更是一种鼓励。一九八零年夏初，杭州市“文联”组织部分会员在莫干山开创作会议，我也欣逢其盛；有上海《书林》的编辑知道我与周作人有过一段交往，就约我写文章，这就是《周作人的晚年》一文的由来。此后不久，上海的陈子善教授也来信约稿，我又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知堂》寄去，后来收在《闲话周作人》一书中。这两篇文章影响较大，因为在“文革”期间，关于周作人的事知者甚少。一九八五年暑假，我在“杭大”高考阅卷，坐在我前面的是红学家蔡仪汀教授，休息时蔡教授回过头来对我说：“《中国烹饪》向我约稿.不知道你也有兴趣否？”从此之后，我就开始写关于饮食文化方面的文章，而且杂志由一个扩大到许多。想不到我的这些小文又歪打正着，居然得到编辑们的普遍好评，如《中国烹饪》的卫编辑最先来信说：“大作是有意味的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