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研究

作者早年由得力于二曲学之甚深契会，故对中国人文思想获致一基本观念，即中国人文思想，如儒、道、佛三家，无不以此可实证的、形而上的自性本体或灵明本体为核心，以此构成中国式的形上哲学，亦为全幅中国思想精微之所在。其他种种低一层次的哲理，皆由此衍生而出，是为形下学，再把形上学与形下学融成一片，铸成二曲的“体用全学”或“全体大用之学”，真如《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圣外王，一以贯之；而中国人文思想的精深博大，由此即展露无遗。我们对中国思想如能理解至此，再与西方思想由希腊而中世、而近代作一比较研究，便可彻底明白中西思想的性格、探讨对象、使用方法、思想形成、研究重点以及人生归趋等等，均各各不同。大体说来，西方思想的伟大贡献，直迄目前为止，主要在对自然真理的发掘，中国思想的辉煌成就，则在对人生真理的探求。前者重自然而忽略了人生（西方人只了解人生的表层，其宗教观仍是作客观而外在的发展，与其探究自然真理的思想路线，完全一致），后者重人生不免又忽略了自然（中国历史上固然有不少科学器物的发明与制作，然而除墨经派学者外，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科学思想）。如能以中国人文思想为本位，融摄西方的科学思想，而铸造成一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新思想，不独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也是世界文化的新生。作者这一基本认识，仍由二曲学说的启导而来。至于以后陆续撰述的《宋学探微》、《明学探微》及《陆象山研究》、《孔孟老庄与文化大国》等书，无不植基于二曲学之上。故二曲学对人的影响，如此深厚笃实，诚非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