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

富宁古史，文献载之不详。据学界研究，属古国者，归于句町。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收复滇国之后，属州者，归于益；属郡者，归于牂牁；属县者，仍归于句町。此后的句町之称，延续至唐宋改称特磨道。南宋政权陷落，归属广南西路宣抚司。诚如《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宋知特磨道侬士贵内附，立广南西路。领州三：富州（今富宁县城一带）、安宁州（在今富宁县西南）、罗佐州（在今富宁县东北）。”三州驻地皆在今富宁境或与之接壤。沿至元、明、清，富宁古史一直包涵在《广南府志》当中，没有独立成集。到了民国年间，陈肇基纂修的《富州县志》问世了，“由时任富宁县县长甘汝棠录呈省府（时间在1935年1月至1937年7月之间）”。于是，富宁没有专集史志的历史结束了。尽管《富州县志》没有付梓，但它毕竟是记录富宁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对于每一位富宁人而言，谁都感到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有意义的事。对于中国地方志书文库而言，无疑又多了一件瑰宝璞玉。可以说，这件事就当地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因为《富州县志》没有付梓，除了当代具体经办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富州县志》问世之事。20世纪80年代，我高考初入大学校门，县人大常委会的李宾副主任说富宁史上无志，曾经邀约与我联名向县里报告编写县志。由于业余喜欢研究历史，在昆读书距省图书馆较近，我在查找地方文献资料时发现了抄自南京图书馆现存放于云南省图书馆的《富州县志》。我将这个喜讯告知时任富宁县文化馆长的林品乾同志，由他安排将《富州县志》抄写回县。尽管书中所载历史风物诸事较略，沿革部分仅仅只是涉猎到了明清的一段历史。但是，读毕全书，还是使人对富宁民国一段时期的历史沿革、自然景观、官府设置、官吏更替、执政理念、执政要绩、重要建设、重要物产、地方文化、教育发展、自然灾害、风土人情、风物风貌、语言文字、民族宗教、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等，有了粗略的领会和了解。说到富宁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沈氏土司对其地的治理。屈指算来，自北宋狄青所部于1053年镇压侬智高事件伊始，沈氏土司治理富宁地区850多年。其治所名称最大的区别在于“富州”和“土富州”或“普厅”和“土富州”的辨析。关于这一点，《富州县志》说得非常含糊：“富州，前属土知州管辖，其地分为四哨、九艽、十八夕。至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名曰‘广南府分防普厅塘经历’，故又名‘普厅’。其时土知州已移住皈朝，此富州初次之沿革也。”实际上，“土知州已移住皈朝”的时间并非因为“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而是源于明末天启年间的李天保造反。此事，《清一统志》有载：“富州故城，在今州境，明洪武十七年建。崇祯中（公元前1628—1644年），土目李（天）保叛，逐土官，土官移居州东南境，地名皈朝，今仍居之。”天启《滇志·粤西路考·旅途上》说：“富州居民千余家，习气类广南。酋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为其下李天保所据。明通出奔皈朝。”这件事，还载于《明实录·熹宗实录》、《徐霞客游记》等书。感兴趣的朋友，要了解沈氏土司为什么从富州城迁至皈朝的过程、历史年代和州名治所的变迁，切莫放弃这些书载资料的查找、阅读、分析和理解。同乡杨磊、农应忠先生拨冗编成的《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在这方面，很有见地地做了大量的注释和资料辑录工作。较之《富州县志》，内容更进一步丰富，历史更进一步清楚，范围更进一步扩大，参考价值更进一步提升，通俗性、普及性更进一步增强，读者群想必也进一步更多，影响面亦将进一步更广。编修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的目的有三：一是存史，二是教化，三是资政。身为富宁出生之人，受邀为《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作序，实乃人生一件有意义之事。不揣浅识陋见，写下如上感言，祈望读者诸君及史志方家不吝赐教。